- 发布日期:2025-06-26 07:49 点击次数:82
1958年,冯志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问世。这部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文字生动且富有感染力,一经发布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小说讲述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地区敌后开展的游击战,深受读者喜爱。更令人遗憾的是,原本在上世纪60年代,这本书的故事曾被计划改编成京剧样板戏,然而,由于作者冯志在特殊年代遭受迫害,不幸去世,改编工作最终未能继续进行,这成为一大遗憾。
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知道,故事的背景设定在“冀中五一大扫荡”时期,这是抗战历史中最为艰难的时刻。经过扫荡后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几乎支离破碎,主力部队已转移至外线,而县大队和区小队也难以继续生存,整个地区已不再构成一个完整的抗日根据地。日军将这里视作“确保治安区”,他们认为冀中地区的八路军已被彻底消灭,老百姓也完全屈服,日军可在此地横行无忌。
然而,尽管外界对中国人民的抗争充满误解,小说中的故事却揭示了真正的现实——中国人民从未屈服。在冀中军区九分区的指挥下,一支精干的敌后武工队悄然诞生,他们深入敌占区,开辟根据地、与日伪军展开斗争,直到抗战胜利。据当时亲历冀中反扫荡的战士回忆,小说中的情节十分真实,至于书中的主人公魏强,也几乎可以看作是冯志本人在那个年代的化身。
展开剩余78%这本书的流传,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抗战时期敌后战场上有一支名为“武工队”的神秘力量,也让武工队这一概念进入了公众视野。提到武工队,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电影里那些头裹白毛巾、腰别盒子枪的形象,然而对于武工队的具体任务和它与普通游击队或民兵的区别,大多数人知之甚少。
实际上,敌后武工队是刘伯承根据其“敌进我进”战略思想所创立的特殊组织。在1940年,刘伯承在北方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面对敌人实施的“囚笼政策”,我们不应一味后退,而是应主动进攻。当敌人逼近时,我们要进入敌占区,找出敌后薄弱的环节,实施大胆的打击。刘伯承明确提出,主力部队要勇敢脱离根据地,采取外线作战,充分发挥机动性,取得战略优势。
“敌进我进”这一思想是对传统游击战术的重大创新,体现了刘伯承军事思想的精髓。为了实现这一战略,必须拥有一支灵活机动、能承担多重任务的特种部队,能够深入敌占区,自如活动。为了组建这支部队,129师经历了百团大战的巨大损失,一些野战旅被分派到各军分区,进一步加强了地方部队的实力,许多优秀的骨干力量加入了其中。
1941年初,刘伯承发布了加强游击战的命令,首次提出了“武装宣传队”这一新概念,旨在通过进入敌占区进行宣传,扩大我军的影响力,鼓舞群众斗志,并瓦解敌军的士气。命令一发布,129师便迅速组建了59个“武装宣传队”,他们进入敌占区后,广泛散发宣传材料,这也为后来的武工队奠定了基础。
1942年3月,武工队的名称正式亮相,刘伯承下令组建了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最初,武工队每队设有50人,但很快编制调整,缩小至20至30人不等。刘伯承特别强调,队长与队员的素质要非常优良,既要熟悉政策,能够进行有效的宣传,还要具备高超的军事技能,能够完成侦察、惩治敌伪特务等任务,时刻保持警觉和果敢。
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联络群众,通过宣传加强民众与八路军的联系,同时进行侦察工作,打击敌伪特务。虽然他们通常不参与大规模战斗,但由于常常深入敌占区,因此,武工队员都配备了武器,包括盒子枪、马枪甚至冲锋枪。由此,武工队的成员不仅是政治上合格的宣传员,也是军事上极具能力的战士。
武工队与普通民兵和游击队的区别显而易见。虽然外形上与民兵和游击队相似,头上裹着白毛巾,装备简陋,但武工队实际上是由正规军中精英组成的,具有很高的军事素质和政治觉悟。刘伯承曾特别强调,武工队的任务不应过重,行动距离要适中,必要时可由附近的游击队支援。
1942年秋,太行山根据地调集了1000余名精锐战士,组建了多支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在短短9天内,武工队就进行了45次小规模战斗,毙伤日伪军310余人,摧毁300多个“维持会”,击杀汉奸400余人,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一系列成功的战斗,不仅证明了武工队的战斗力,也让敌人对其产生了深刻的恐惧。
随着武工队的成功,八路军总部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号召各个军区效仿。晋绥、晋察冀、山东等各大根据地也纷纷成立了武工队,取得了良好的战果。以晋绥军区为例,他们抽调了大部分主力和游击队,组建了37个武工队,并与其他游击队一起渗透敌占区,通过宣传和组织民众,成功拔除了多个敌军据点。
武工队的核心任务是“攻心为上”,通过宣传瓦解敌军士气,尤其是在伪军中建立了强大的内应网络。在晋察冀军区,敌后武工队成功争取到约四分之一的伪军为我方提供情报或在关键时刻进行配合,进一步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
武工队作为一种新的战术形式,是对抗日游击战的有力补充,它不仅发挥了战术上的优势,也对日军的“囚笼政策”、“蚕食战术”及“扫荡行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当美军考察组到延安时,叶剑英特意向他们介绍了武工队,将其称为正规军、游击队、民兵、自卫军之外的“第五武装”,这也让武工队成为中国战场上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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